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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仲舒的“正谊明道”

作者: 扬州晚报 发布时间: 2014-12-17 15:11:34 浏览次数: 2258

    前几天在参与讨论一份推荐十来位扬州历史上有影响人物的名单时,斟酌再三,认为应该摆上董仲舒。董仲舒不是扬州人,在扬州的时间不算长,主要事迹也不在扬州,为什么要提他?主要是他在扬州强调了“正谊明道”的主张,这不仅对扬州,对此后的社会都有重要的影响。

    话得从远处说起。

    西汉吴楚七国之乱时,景帝答应了他15岁的儿子、汝南王刘非的请求,赐他将军印,参与对吴的进击。破吴后,景帝更吴国为江都国,迁刘非为江都王,并以军功赐天子旗。

    刘非“素骄、好勇”,也是一个不安本分的人。汉武帝即位,特地派了一位大儒来做刘非的江都相,此人即董仲舒。

    董仲舒(约前179-前104年),广川(今河北景县人)。少时治《春秋》,曾“三年不窥园”,以“公羊学”闻名,景帝时立为博士。武帝力图改变统治思想,放弃黄老之学而实行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,实质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。元光元年(前134年)武帝下诏举贤良对策,董仲舒上对策三篇,即后世所谓“天人三策”,对“罢黜百家”作了理论上的阐发,提出《春秋》大一统的观点。可以说,董仲舒的“天人三策”为中国封建社会确立以儒家学术为核心的统治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。

    董仲舒的论点和建议为武帝所采纳,并逐步加以实施。正基于此,才选派他为江都相,辅佐刘非,时加匡正。董仲舒确也不负所望。

    有一次刘非问董仲舒说:“春秋时期,越王勾践与大夫泄庸、文种、范蠡谋划攻伐吴国,终于把吴国灭掉了。孔子称古代的殷有箕子、微子、王子比干三个贤臣,我认为这三个人也称得上是越国的贤臣。从前齐桓公有疑难就求教于管仲,我有疑难就请教于你。”

    董仲舒回答说:“臣很愚笨,不足以回答大问题。听说从前鲁君问鲁大夫柳下惠:‘我要攻打齐国,你看怎么样?’柳下惠说:‘不可。’回到家里面有忧色,说:‘我听说攻伐的事情是不问贤仁的人的,这个话为什么问到我身上呢?’只不过问了一下,尚且觉得是一种耻辱,何况他们是设下了诈术以攻伐吴国呢!由这一点来说,越国本来没有一个贤臣。所谓贤仁的人,要做到正其谊(义)不谋其利,明其道不计其功,所以孔子的门下,连小孩子都羞于称道有名的齐桓、晋文、宋襄、秦穆、吴夫差这五霸,就是因为他们重于欺诈而轻于仁义的缘故。以欺诈为能事,是不足以称于大君子之门的。五霸比起其他诸侯来要好一些,但和三王相比,就像拿貌似玉的石头去和真正的美玉相比了。”

    刘非听了说:“说得好。”

    刘非只问了一下勾践伐吴的事,就引出了董仲舒一大套议论,其中心思想就是两句:“正其谊(义)不谋其利,明其道不计其功”,简言之就是“正谊明道”。

    “正谊明道”可以说是董仲舒提出的带有理想主义的道德要求。“正其谊,明其道”从积极方面说,“不谋其利,不计其功”。从消极方面说,都是教人摆正谊与利、道与功的关系。这不是不要利和功,而是不要见利忘谊(义),求功忘道,明确的提醒是:“不要谋求一己的私利,不应计较一时的近功”,做事先要以谊和道来衡量一番,切不可违义背道而有损于德。

    用到家国大事上,则可引申出两者的辩证关系:“未有义正而不利者,未有道明而无功者。”“义正于人间,其利莫大焉;道明于天下,其功莫大焉。”也就是说,义和道是大道理,大原则,合乎义的利,乃是长远的利,公众的利;合乎道的功,乃是广大之功,天下之功。两者相辅相成,看似矛盾,其实是并行不悖的。

    董仲舒任江都相只数年时间,但他提出的“正谊明道”的主张在扬州却影响深远,成为扬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垂示千古,扬州对他也特为尊重。扬州至今北柳巷有“董子祠”,堂上悬有“正谊明道”的匾额,萃园路过去称“贤良街”,南柳巷口有“大儒坊”,另有“正谊巷”等街巷名,都与董仲舒有关。清代扬州府县衙前的牌坊上有“邑肇荆王”、“绩传董相”的榜额,这话虽不确切,汪中曾经批评过,却也说明是以董仲舒自励的。董仲舒在扬州史上,当然要写上一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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