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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尊

作者: 管理员 发布时间: 2012-11-2 21:49:52 浏览次数: 1505

    法尊法师俗姓温,河北深县人,一九○二年生。在俗时仅读小学三年,文化很低。一九一九年,因家境困难,到保定府学做皮鞋。因长期患病,学业无成,与一九二○年春末,厌世逃往五台山出家,投玉皇庙瑞普(法名觉祥)师座前落发,法名妙贵,字法尊,即在庙随众劳动。早晚学习念诵功课。

    是年秋,大勇法师、玄义法师等路过本寺,遂请勇师讲开示,勇师即日略讲《八大人觉经》,次又讲《佛遗教经》,遂对听经发生兴趣。

    一九二一年春节,广济茅蓬打念佛七,我去参加,七后即住在茅蓬参学。是夏听大勇法师讲《弥陀经》等,又听远参法师讲《梵网经》,对经论中的名相有了点粗浅的理解。

    是年秋,太虚法师应北京佛教界邀请,在广济寺讲《法华经》,大勇法师要到北京听经。是年冬,法源寺道阶法师将传戒,我要到京受戒,遂跟随大勇法师到北京,礼谒了太虚法师,听说准备办武昌佛学院,予请入佛学院学习,蒙太虚法师面许。是冬在法源寺受戒后,即随传戒诸师到南京宝华山隆昌律寺学习传戒法。

    一九二二年夏,在宝华听讲《天台四教仪》,兼阅《教观纲宗》等,对天台教义,略有所知。冬初,听说武昌佛学院开学,遂下宝华山前往武昌。在佛学院先学《俱舍颂》、《因明》、《佛教史》等一般论述。次年则听讲“三论”、《解深密经》、《文殊般若》及《成唯识论》等大乘空有两宗的要典,又听了《密宗纲要》等。对于大小显密得到了一个轮廓认识。

    一九二三年冬,大勇法师由日本回国,在佛学院传授十八道,余亦预其法会,学了文殊修法。

    一九二四年,大勇法师在北京筹办藏文学院,准备学习西藏所传的教法。是夏武昌佛学院毕业后,我即回北京参加藏文学院,进学藏文。

    一九二五年,太虚法师在北京中山公园讲《仁王护国般若经》,又在藏文学院讲《摄大乘论》,余均预法会。是年初夏,藏文学院全体出发进藏,路经武汉、宜昌、重庆,后到嘉定,登峨眉山避暑、打七。秋初下山,因无走山路经验,下山急跑,将到山脚时,两脚已寸步难行。抵达万行庄时,已日没很久,次早起床,足不能履地,在庄上休息数日,始返嘉定乌尤寺。在万行庄休息时,见室堆有大藏经,遂翻阅律藏数卷,到乌尤寺后,遂借阅《根本说一切有部律藏》。同时为加紧学习藏文,手抄《四体合璧》一书中之藏汉名词(世俗语)四册,又抄日本出版的《四体合璧翻译名义集》中汉藏文名词(佛教语)四册,作为随时参考的资料。

    是年冬,经雅安,越大相岭到康定,住安却寺,特请一位邱先生教藏文,前在北京藏文学院教藏文的充宝林先生,即康定充家锅庄人,是康定跑马山慈愿大师的弟子。旧历年底,充先生亦回康定。

    一九二六年春,大勇法师,朗禅法师和我同上跑马山,亲近慈愿大师,先学藏文文法《三十颂》、《转相论》、《异名论》、《一名多义论》、《字书》等关于藏文的初级书籍。次学宗喀巴大师讲的《必刍学处》、《菩萨戒品释》、《菩提道次第略论》等佛教正式典籍,为学习藏文佛学打下了一个较好的基础。

    一九二七年,大勇法师率领一部分同学支官差进藏,我和朗禅法师则搭商人拉噶仓骡帮进藏,抵达甘孜时,西藏政府来信阻止汉僧进藏(当时康藏有隔碍,疑心我们是政府派遣的,所以阻止)。我们因此就住在甘孜札噶寺学经了。我在札噶寺依札噶诸古数年,初学《因明入门》等书,次学《现观庄严论》(参阅各家注疏)、《辩了义不了义论》,听受了札噶大师的著述和许多传记文类。我在这期间内,试译了宗喀巴大师的《缘起赞》并略加解释。摘译了《宗喀巴大师传》和《阿底峡尊者传》,俱在《海潮音》上发表。还译了几种小品教授,今已遗失。

    一九三○年(记不准了)春,到昌都亲近东格什,适值传金刚蔓论法会,受该论中四十多种法。夏季学了一点声明知识(可惜未学全),秋后随安东格什进藏,冬季抵达拉萨。

    一九三一年以后,依止安东格什,学了《菩提道次第广论》、《密宗道次第广论》、《密宗道建立》、《五次第论》、《入中论》等。又在此时,开始译《菩提道次第广论》,是时汉藏教理院已成立,太虚法师多次来信催促我回来教学,遂结束学业。

    一九三三年冬初,离开拉萨,搭商帮,往印度,准备由海道回国。在印度期间朝礼菩提扬、波罗奈斯、拘尸那等圣迹后,又往尼泊尔朝礼许多圣迹。

    一九三四年春,到缅甸仰光,朝礼大金塔,住到初夏,乃乘轮经槟榔屿、新加坡、香港,六月间抵上海,到宁波育王、雪窦,谒见太虚法师,汇报数年来学法的经过。次回上海,到南京小住,安钦大师为南京诸信士传吉祥天女法,邀余代译语。次到北京,回俗家一望。是夏安钦大师为北京佛教界在密藏院传法,余为译语。仲秋乃经武汉,入川到重庆汉藏教理院,担任了教学工作兼管理院务。是时继续翻译《菩提道次第广论》,为同学讲授。又举《必刍学处》、《菩萨戒品释》等。

    我原想迎请安东格什来内地宏法,以便学习一切未学到的教理。但迎请大德必须有足够的经费,而筹此费用,亦非易事。是年年底会见了阿旺堪布,彼邀我到成都讲经,以便筹款。时有胡有章居士到汉藏教理院,亦极力劝我去成都讲经,为迎师筹款为宜也。

    一九三五年夏,应阿旺堪布之邀,遂赴成都,先为阿旺堪布译语,讲颇章喀大师所造之《发愿文》。次讲宗喀巴大师的《缘起赞论》。筹集了迎请安东格什的路费。秋季,即再度进藏。冬季到拉萨,但因缘不具,不久安东格什圆寂,我数年计划全成泡影。世法如是,无可奈何。

    一九三六年,依止绛则法王学法,听讲《必刍戒》(德光论师的律经)、《俱舍论·随眠品》等,是年在拉萨翻译《辩了义不了义论》及《释》,《菩提道次第广论》及《密宗道略论》,在武昌出版。秋后仍绕印度由海路回国,请回《藏文大藏经》和宗喀巴师徒的著作等。

    一九三七年夏,到武汉,准备到北京参加安钦大师传法的法会。因“七七事变”未果。秋后请太虚法师一同入川,在汉藏教理院讲学。是时承太虚法师嘱,遂翻《密宗道次第广论》,后由北京菩提学会印行。

    在抗日战争期间,除在汉院讲学外,还编写了《藏文文法》、《藏文读本》,翻译了《入中论善显密意疏》等。又受东本格什嘱托,将《大毗婆沙论》二百卷译成藏文。又为讲授西藏的佛教历史,编写了一部《西藏民族政教史》。也曾代国民政府教育部编写《藏文课本》八册,《常识课本》六册,并未出版。一九四八年暑假后,余将汉藏教理院事付托正果法师和开一法师等负责办理,遂到成都讲经,并加紧翻译《大毗婆沙论》。一九四九年夏译完,将译稿运往康定交格桑悦协保管,完成这件大事,不负东本格什之所托也。

    一九四九年冬,四川解放后,我非常想家,因为多年来战火连绵,尤其我的家乡是日寇扫荡区,不知家中尚有人否,所以归心很切,急想回去看看。在旧历腊月初离开成都,经重庆、汉口、石家庄,一路很顺利,腊月底到家,幸老母尚健在,全家也粗安,不胜喜慰。在家住了月余,并探望了各处亲友。

    一九五○年春,我来北京菩提学会参加了翻译组,替民委翻译文件。是冬,正果法师来京和我商议把汉藏教理院奉交西南文教处事,我完全赞同。遂将汉院交给政府,汉院的师生也由政府安排工作。汉藏教理院也就结束了。直到一九五四年间,翻译了《论人民民主专政》、《新民主主义论》、《社会发展史》等,又将却扎编的《藏文辞典》译成汉文。又译出《五次第论》和宁玛派的《七宝论》。

    一九五五年,为佛教百科全书撰稿十余篇。辞去了民族出版社的工作。

    一九五六年秋,中国佛学院成立后,任佛学院副院长,兼讲授佛学课程,译了《四百论颂》、《入中论略解》、《俱舍颂略解》等。一九六六年,文化大革命中,佛学院解散后,我被打成黑帮,参加体力劳动。一九七二年,解除黑帮名义,恢复自由。一九七三年后,患心脏病,养病至尽。

法尊作于一九七九年八月六日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(原载《法音》1985年第六期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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